于冬和他的「中国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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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式“中国大片”的诞生和新时代的英雄主义。
作者 | 张一童
于冬只给刘伟强留了一年的时间，准确说是11个月。
2018年9月，他给刘伟强打电话，邀请他拍摄川航5·14事件，于冬还提了另一个要求，这部电影要在来年的国庆档上映。
对于如此制作要求的电影而言，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反映了博纳，或者说是于冬，在档期问题上的惯有强硬。2014年，博纳投资了韩寒的处女作《后会无期》，于冬要求《后会无期》必须和郭敬明的《小时代3》一起在暑期档上映，他放下狠话，“3.5亿的保底，迟一周少一亿。”
最重要的是，2019年的国庆档是一个极具商业价值和宣传意义的档期，新中国70华诞意味着整体民众对于祖国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将达到最高水平，特别是对于中国年轻人而言，这一年将是他们家国情怀的重要标点。
不仅仅是《中国机长》的准备时间紧凑，这一档期的其余重磅电影也是经历了这样的生产节奏，《我和我的祖国》从接到任务到正式上映用时整整一年，而《攀登者》的整个周期也仅仅15个月。
和于冬合作已久，刘伟强清楚这位内地出品人的回旋余地，同样清楚的还有他对档期的判断，从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到2018年的《无双》，博纳已经打造出两部国庆档票房冠军。
刘伟强没什么犹豫地答应了，并迅速投入到电影的创作中。拍摄的三个月期间，剧组仅休息了一天，为了进一步压缩制作周期，《中国机长》的后期剪辑几乎和拍摄同步进行。9月30日，作为博纳“中国骄傲三部曲”的压轴之作，《中国机长》在全国院线上映。
这是一部标准的博纳式“中国大片”。较强的制片管理能力不仅让博纳在大小档期都有稳定产出，也让它相比其他影视公司，在产品线上展现出更清晰的思路。
2006年之后，博纳由发行公司转型出品，于冬的名字开始更多的出现在出品和制片一栏。千禧年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内地商业电影市场从无到有，并逐渐寻找自我方向的十年，博纳的探索则站在香港电影的基础上。
从2007年的《投名状》到2011年的《龙门飞甲》，博纳拍摄了一系列架空于历史背景之上的英雄主义故事，并在大量的中港合拍片中，建立起对商业电影工业体系的理解。
2014年上映的《智取威虎山》中还能看到昔日的影子，尽管取材自经典样板戏，但充满“戏说”色彩，结尾的飞机追逐戏最终因为被批“虚构历史”不得不以彩蛋形式出现。
也是在《智取威虎山》之后，于冬对中国商业大片的理解有了更具象的表述，不仅仅是使用好莱坞式的电影语言和技术，更核心的是“拍摄大格局，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
方法论的实际成型是在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之后，博纳在类型片创作的基础上，转向现实主义题材和主旋律表达，并保持着和上层组织的紧密合作。这个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更具体的转变，比如技术和工业水平的不断提升，从警匪、战争向更多类型的拓展，以及对更多职业和更具象精神价值的涉及。
这些最终指向的是，新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的年轻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什么样的英雄？又需要看到什么样的英雄？他们从何处来？又要走向何处？在电影表达、市场情绪和上层诉求的交汇处，是于冬的中国大片和他的千面英雄。
01 | 中国大片
正式开始剧本创作时，刘伟强才真正意识到他面对的是怎样一个难题。
最核心也是最难的问题是如何用商业电影语言重新展现原型故事。2006年后，在和香港导演及团队的长期合作中，博纳逐渐建立起对商业电影工业制片流程及表达方法的理解，并将其运用到中国题材故事的叙述中。这在之后被于冬总结为博纳的“中国大片”在美学价值上的一个突破，“我们要用年轻人接受的电影语境和创作语境。”
《湄公河行动》之后，博纳对这一年轻创作语境的实现突破了单个导演的个人标签和风格，而明确为“类型片”这一方向。于冬偏爱使用香港导演，他们在类型片的拍摄上经验丰富，作为出品发行最多香港电影的民营电影公司之一，博纳也拥有丰富的导演资源。刘伟强和于冬的合作从《无间道》时期就已经开始，2014年又受邀拍摄《建军大业》。
于冬在首映礼上坦白，《中国机长》是个“根本没法拍”的故事，它“没有悬念，全国人民都知道”，而商业片表达的核心正是悬念和冲突的设置。刘伟强甚至没有什么可参考的对象，空难题材电影在全球范围内都有限，中国仅有一部拍摄于19年前的《紧急迫降》，而于冬和刘伟强一开始就达成共识，《中国机长》一定不会是“山寨版的《萨利机长》”。
刘伟强不断思考，怎样才能提供足够的刺激感，“才能让观众嗨”，他最终还是决定将《中国机长》拍成一部动作片，而非《萨利机长》式的人物传记。故事的主线围绕险情的出现和解决展开，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从飞机出现问题到最终安全备降一共只经过了34分钟，但刘伟强需要呈现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并保证持续的精彩度。
电影对大部分真实细节进行了再现，比如被吸出窗外的副驾驶，复杂的山地状况。刘伟强对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合理想象下的扩充，这些细节也成为故事起伏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极端情况下情绪失控的乘客。
尽管真实事件发生在一个晴朗无云的上午，但为了进一步强化戏剧冲突，并增加视觉冲击力，刘伟强在原有的险情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增加了雷雨云。他和美国特效公司沟通，做了几十版印象图，以求达到最好的视觉效果。
为了最大程度还原飞机在空中颠簸状态，博纳投入3000万元，委托西安飞机制造厂以1：1比例打造了空客A319模拟机，并编写了新的程序，可以实现三段机舱以不同频率分别颠簸。
这些努力在电影中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典型的港片式“奇观”，电闪雷鸣间，伴随着乘客的惊恐呼叫，剧烈颠簸的飞机穿过危险的云层，观众的肾上腺素也被充分调动。
博纳对这种“奇观”的呈现向来不遗余力，于冬可以给足时间和金钱。从正式接到于冬的邀请，到最终开拍，徐克花了整整三年时间筹备《智取威虎山》，其中老虎CG的制作就花了两年多。这中间经历了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已经准备开机的徐克看到电影中的老虎特效，决定再缓一缓，把“杨子荣上山打虎”的段落做的再好一点再开始。
《湄公河行动》原计划投入1.5亿元，《速度与激情》上映后，于冬决定再追加5000万元投资，以保证能将制作水平推到极致。《红海行动》的制片成本就达到11亿元，对爆破场景进行了大量的实拍，用十几个小时拍摄一分钟的动作戏。导演林超贤表示，既然让观众给电影买单的是战斗部分，不如把战斗部分做到极致，不花多余的力气去设置文戏线索。
02 | 千面英雄
刘伟强决定为袁泉饰演的乘务长毕男添加一些支线信息，这才有了之后毕男在看到情侣后疲惫的眼神，以及全片中出现了多次的，转动无名指婚戒的细节。
于冬建议把电影时间拉长到两个小时，并加入更多机组成员日常生活的段落，“这样观众会感觉更舒服”，也能展现更多机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当他第一次听到5·14川航事件的新闻，他感到无比震撼，“他们就是中国当代的英雄，同时也是大家身边的普通人。”
英雄主义一直是博纳“中国大片”的核心主题。一定程度上，这是商业电影故事表达的客观需要，剧情往往随着人物个人的成长和命运翻转推进，是好莱坞英雄电影惯用的套路。
“电影是要成就英雄的。因为观众需要看到英雄，需要看到面对困难，可以走出来的英雄。”林超贤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到。
问题是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英雄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延续了《黄飞鸿》等一系列香港英雄电影的思路，博纳早年的电影中，英雄人物往往以历史人物为原型，但故事又完全架空原创于历史背景之外，对英雄人物的刻画充满了导演个人的艺术性想象。
于冬第一次看到《见龙卸甲》的故事是以小说的形式，这个故事导演李仁港创作了三年，甚至已经出版成书，他还自己设计了所有的美术形象，故事里充满了对老年赵云和三国非正史的、个人式的想象。2008年，电影上映前，于冬为《见龙卸甲》做了海报标语，写着“重塑赵云，侧览三国”，主演刘德华在采访中说“这是一部拍给喜欢三国，但不研究历史的人看的电影。”
2009年上映的《十月围城》同样是基于历史背景的虚构故事。导演陈德森借“孙中山5年不能到香港”这个历史事实和一些相关传闻虚构了一群无名英雄保护孙中山的故事。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边界在之后不断收紧。2014年年底，《智取威虎山》上映，博纳不得不将原本作为全片高潮的飞机追逐戏在彩蛋中放出，因为审查部门认为座山雕拥有飞机这一情节涉嫌“虚构历史”。
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博纳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找到了新的方向。
一些基本的英雄塑造方法被保留。也就是于冬所说的，美学价值突破之外，博纳在“主旋律”电影思想维度上的突破，指的是在家国情怀之外，赋予英雄人物生活细节。
林超贤拍《湄公河行动》时设计了方新武这样一个角色，作为情报人员，他游走于灰色地带，为了获取信息可以动用直升机倒挂这样的私刑，最后在与犯人的对峙中，没能克服内心的仇恨，选择了开枪。这是一个带有强烈林超贤色彩的角色，在他过往的作品中，他擅于塑造这样“软弱的凡人”，游走在边缘地带，处在自我矛盾之中。
我们开始允许一个非“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在荧幕上出现，开始允许英雄有“软弱”的一面，《红海行动》中，机枪手石头死前留下的是一句“好疼啊”，《烈火英雄》里黄晓明扮演的特勤中队队长因为指挥失败害死战友患上PTSD。在正在拍摄的《紧急救援》中，彭于晏再次扮演了一个克服事故阴影，完成自我救赎的角色。
另一个得到延续的是博纳对无名英雄的关注。《十月围城》上映期间，陈德森接受采访形容它是一部描写无名英雄的电影，“成就革命的不一定是黄花岗72烈士，下边还有很多无名无姓的英雄，这些人是很真实的。”
在现实主义题材中，这种关注表现为对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的挖掘和展现，以及对缉毒警察、海军军人、消防队员等幕后英雄形象的塑造。
《中国机长》中花大量篇幅展现了飞机起飞前，机场内部的一系列运作，以及飞机出事后，地下各部门的迅速配合，刘伟强认为他所拍摄的不仅仅是英雄机组，而是“民航人”，“航班成功备降不是几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民航系统各个部门共同协作的结果。”
与此同时，脱离对抗语境，这种价值表达是更具体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更加个人性的。以《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紧急救援》为代表的第二代博纳式“中国大片”将话题和视角落在了个人职责上。于冬还曾经多次提及过中国企业家故事对他的启发，并有意向将这些奋斗故事作为备选的电影素材。
03 | 国与家
《中国机长》需要一位监制，刘伟强找来了合作已久的老搭档李锦文，他现在不需要黄建新的帮忙了。2016年，刘伟强受于冬邀请拍摄三部曲之一的《建军大业》，因为拿不准如何展现伟人故事，他请了黄建新做自己的监制，后者是《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联合导演。
1999年，黄建新的电影《说出你的秘密》成为博纳发行的第一部影片，也开启了他和于冬长达二十年的紧密合作。2003年担任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后，黄建新的个人精力逐渐由导演转向监制和制片，先后监制了《投名状》、《智取威虎山》等多部作品，2010年后又拍摄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目前的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总监制也是黄建新。
黄建新对历史和政治有先锋视角，同时又对审查体系和表达尺度有着很好的把握，监制《湄公河行动》期间，他还曾经用自己的过审经历开导林超贤。
黄建新也是《十月围城》的制片人，这部被陈可辛称为“民营主旋律”的电影也是博纳最后一部“主动”打造的历史题材电影。陈德森希望在电影中表现“一群不全部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一个经典片段是，出发的前一晚，心仪的姑娘问阿四“你知道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么？”，他摇了摇头。
李崇光在片中说“整个中国都卷进来了”，这种非主观意愿下，个人与国家命运之间的紧紧相连，是沉郁的，是痛苦的，但就像陈可辛说的，“只要想到这些我们今天还去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么重的东西，就是震撼的。”
我们可能很难再在今天的”中国大片“中看到这样的表达。从历史事件到现实主义，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回避了对部分问题的讨论。《湄公河行动》之后，在“中国大片”的创作上，博纳保持着和上层组织的紧密合作，并获得了来自国家机关层面的有力支持。
《中国机长》由中国民航报社和四川航空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参与联合出品。电影拍摄前，全体主演在四川航空培训中心接受训练，两位四川航空顾问在拍摄期间全程跟组。中国民用航空局提供了大量支持，数百名专业人士参与了电影拍摄，民航局还特批电影部分场景在成都双流机场、民航西南空管局等地进行实景拍摄。
《湄公河行动》拍摄时获得了国家公安部的支持，不但调用了大量绝密档案，还使用了真实的公安部副部长办公室进行拍摄，《红海行动》中则有大量海军现役装备的出现。在《紧急救援》的开机仪式上，作为联合出品方的代表，人民交通出版社朱伽林社长出席了仪式。
这种支持意味着影视内容的表达一定是合适的、有分寸的。于冬认为“中国大片”应该“拍摄大格局，展现新时代中国形象”。这种新时代形象是《湄公河行动》里“要为中国讨回公道”，是《红海行动》里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下的大国主义和国际责任，是《紧急救援》中的国际人道主义。
但这并不是单方面的价值输出，而是一次“共谋”，观众们用脚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十年，中国年轻人正处在前所未有的“自信时代”中，他们对民族、国家、甚至是意识形态建立起新的认可，并希望在文化内容中得到印证。他们想看的可能不再是“经文明之痛苦”，而是“求文明之幸福”。
《中国机长》里有一个镜头，飞机安全备降后，空管局门口，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在天上飞吗？“有50万，多了不起啊。”他说，音乐适时地响了起来，这首《我爱祖国的蓝天》是片中饰演机长的张涵予选的，由新中国著名的军队音乐家闫肃创作于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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